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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真正有用”的文化指南





这部书以其百科全书式的题目,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一次生动的介入,同时也是该领域内一本可靠的指南。你可以放心地将其加入到你‘真正有用’的藏书当中。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

纽约大学







《 文化研究指南 》

[美]托比•米勒(Toby Miller)编著

王晓路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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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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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指南》是文化研究领域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可靠指南,是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人士的必备读物。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学科、地域、议题和文献。每位撰稿者均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具有权威性。



文化反哺和常识转型




人必须打破集体心理形成的历史障碍以及权力结构。

 

卡洛斯·蒙斯迈斯(Carlos Monsiváis)

《自由论》(Entrada libre)




任何方法论,只要其分析停留在后结构主义符号斗争的层面,就无法解决21世纪西班牙语世界的人们遭遇的危机。对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地区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深陷外债、失业和通货膨胀泥潭的时代。中美洲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国家暴力,而拉美裔美国人则眼睁睁地看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得到的那点可怜的好处又被收回。


美国主要高校的拉美裔学生留学生越来越少,美国中学拉美学生的退学率居高不下,无证件工人成为美国西南部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新保守主义者挑选一些少数民族出来,表明自己是多么支持多样化(从政论节目“麦克尼尔和莱尔”的拉美裔美国人问题“专家”及新时期浪漫主义者理查德·罗德里格兹,到前里根总统任命官员、著有反动的《走出西班牙语住区》;在加州圣地亚哥,白人少年以袭击和抢劫墨西哥籍劳工为乐。

 


文化研究工作者致力于社会的进步,力图阐释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中文化的生产及社会环境本身。文化研究参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得益于对体制和种族疆界的突破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理想的情况下,比较文化研究的方法可以弥补仅关注单个“民族”群体的研究的不足,如“奇卡诺体验”,只有通过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历史,并结合在美国的菲律宾人、非洲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贫穷白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历史,才能理解得透彻。在一些紧要的历史关头,这些群体之间的联合就特别明显: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农业工人联合会掀起的工会运动、移民袭击、肯定性行动(平权计划)以及90年代的双语主义,等等。在成百上千的语言形式共存的都市中心,如洛杉矶和纽约,如果结合其他传统研究西班牙语的文化实践,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果。

 

当代的统治形式,只有在各个群体及其文化生产相互隔离开来或者简单地做二元划分的时候,才会发挥最佳的作用。美国严格的黑人—白人对立是美国种族关系的基础,这种对立又由于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乌木与象牙》和《是黑还是白》、斯派克·李的电影、托妮·莫里森调和美国文学的《在黑暗中玩耍》(1990)等文本得到强化,维持这种对立就有助于维持现状,因为这种对立将使那些被排除在传统二元论之外的群体几乎成为隐形的人,使人更难以理解一种异质性的集体主体的存在。不过这种相互隔离也并非一贯如此。30年代末在加利福尼亚工会运动中,由男女共同出任主席的拉美裔美国人、菲律宾人、非裔美国人协调委员会,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唯一一个协同作战的例子。在艺术领域,推动进步的嘻哈运动的愿望,由于很多演艺人员希望拓展市场、增加自身资本而受到阻碍。短期内,对那些表现得很进步并且有泛种族举动的艺术家的关注就不妨苛刻一些:武当组合、奥组马特里乐队、黑眼豆豆组合、萨尔瓦多的表演艺术家奎克·阿维利斯、圣地亚哥的塔科商场诗人。如果北美的文化研究项目意欲理解未来的民主化并参与其中,就得剥去一大批社会和艺术团体以及先前的组织模式的外衣,对其进行客观的调查研究,看看他们保守和激进的程度到底如何。

 

由于并不存在只具单一的内部连续性或自治性的西班牙语传统,文化研究通过突出文化对象在不同的语境下(即不确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变动不居的特点而使自身获益匪浅。最近的比较研究对空间差异的关注就甚于对时间差异的关注,而且很多文化研究非常重视最近三十年以来的大众和通俗文化,使文化研究脱离了早期研究的领域。对西方种族主义谱系史上的各个时期进行的研究,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重新书写自身的方式进行的研究,都在现世主义的方法论中迷失了方向。早期那些积极介入文化对象的再生产的作家往往比很多评论家更具有转型意识。一个例子就是奇卡诺剧作家和电影导演路易斯·瓦尔德兹,1989年根据20世纪晚期加利福尼亚的情况,改编了一部西班牙中世纪的诞生剧《田园歌》,剧中,地狱变成了有毒的垃圾场,而基督则成为移民劳工的儿子。

 

对这样一种改编现象,文化研究的反应可能就是去分析研究那出戏剧的传播过程——从14世纪西班牙到16世纪的墨西哥,再到当代的加利福尼亚——研究这种传播是如何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文化(即特定社区)功能的。在20世纪的研究中,我们可能考察受美国都市文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奇卡诺人的亚文化风格是如何返回墨西哥,并具备不同功能的。墨西哥评论家卡洛斯·蒙斯迈斯就曾经写过,起源于美国西南部、作为霸权对抗实践的亚文化(如花衣少年流氓和乔洛人的穿着、音乐和语言),后来是如何褪去了政治和对抗的外衣,传到南方,并被墨西哥北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加以改造的(Monsiváis 1981:291-5)。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奇卡诺子孙,向他们“祖先的家乡”出口了一种在传统看来很奇怪且不受人欢迎的文化礼物,这就是表演艺术家圭纳摩·高迈兹·佩纳所称的“墨西哥的奇卡诺化”进程。90年代,这种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通过音乐形式(如quebradita舞,西班牙语摇滚和技术乐队),也通过贩毒和枪击暴力等文化现象继续进行着。由于80年代拉美人独特的移民方式,美国的文化形式和社会不良现象如今不仅已经进入墨西哥,还延伸到中美洲甚至更远的地方。

 

乔斯·曼纽尔·瓦伦左艾拉在对墨西哥和美国的朋克及乔洛人文化进行的种族研究中,列举了两国的亚文化风格和另类主体性之间存在着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迁移。在墨西哥依附于美国的不平等时期,处于边界南方的墨西哥的大众文化受国际市场力量的左右也受美国大众传媒体系的控制。但是,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位墨西哥朋克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在提华纳]我开始去参加圣地亚哥的朋克聚会……有一次,一个乐队正在演奏,他们有一面美国佬的国旗,于是我走到乐器中间,扯下美国旗,对我的朋友说:有火柴吗?对,把这面旗给点了,于是我们当着美国朋克佬的面,烧掉了那面旗,有些人拍手称快,有些人则很生气。斤斤计较,不是?有几个民族主义的爱国者,对吧?“我们是最棒的”,其他的人都…… [后来,有个乐队成员抗议烧那旗。]我问既然他们唱的都是反对美国的歌曲,为什么又要反对烧旗,他说,“我哥哥在越南死了”,我告诉他,“你知道是谁杀了他吗?你们的国旗杀的,你们的爱国之心杀了他,懂吗?所以你就应该反对你们的国旗,因为它杀了你的哥哥。”(1988:179)

 

这种无批判的爱国主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民族本体论”)的话语受到了另一种来自所谓第三世界的声音的激烈批判,这种声音从风格上来看,似乎还是属于北美朋克文化圈的。这件事情可能产生的矛盾冲突并没有立即产生政治效应,但是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那乐队成员对美国的民族神话的被动接受产生了动摇,使他开始从外界的角度去审视他自己的文化。

 

这种交流是所有边界群体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在跨文化化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视角就在这种交流中并置在一起并被问题化。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和阶级偏见,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依然很复杂。比如,墨西哥艺术家罗伯特·吉尔·德·蒙特斯承认受到奇卡诺街头艺术的影响而在自己的作品中融进了涂鸦的元素,但依然大胆地坚持自己优越的真实性:我当然不是反对奇卡诺人。毕竟是我们赋予了他们生命,他们就是出自于我们……要是他们曾经试图跟我们一样,我觉得是挺荒唐的。所以我怎么可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呢?他们当初不过是想成为过去的我而已(Benavidez 1991:6)。这种论调出于对纯洁文化的追求,相信种族起源论,无法理解复杂的身份和联盟共存的现象。跟之前的奥克塔维奥·帕兹一样,蒙特斯将奇卡诺艺术和身份贬为只不过是本质的墨西哥性的拟像而已。

 


将跨文化交流解读为取长补短的机制也许更合适。社会身份、文化形式和风格,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要么迅速地使该环境发生改变,要么为将来的变革铺平道路。比如16世纪西班牙的印第安诺人,他们是从美洲赚了大钱回来的人,象征着社会关系中一个不安定的领域,所以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新的主体位置的具体表现。这样一来,流氓、乔洛人、花衣少年流氓、恰恰女孩以及其他“人物”就可以有效地解读为:他们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尽管不一定是进步的变革)。后来,印第安诺人的财产激励了没落的贵族阶层,也为西班牙中产阶级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政治权力直到19世纪晚期才得到巩固。400年后,走出国门的墨西哥劳务工,带着足够的财产回到墨西哥的小城市,过上了相对“贵族”的生活。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工人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墨西哥政治体系的民主化斗争。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这些补充性的人物以及对他们进行的文化表征常常反映出社会领域中不太容易发觉的经验结构。因为每一种亚文化或从海外归来的人在新的语境下同霸权力量的关系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产生的社会关系的重新表达就是“颠覆”或“抵抗”。

 

詹姆逊·克利福德是这样概括这个问题的:“民族、种族和社群的‘内部’与‘外部’是如何被不同的历史主体根据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权力和自由度所维持、监控、颠覆、跨越的?”(1997:36)。认识到西班牙语在北美不是一门外语,而是未来美国民族身份的必要组成部分,就是从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中跨越出了一小步。面对加利福尼亚等地人口比例不断变化的现实,我们就不得不从多语言和多文化社群这个角度重新思考“少数民族”话语这个问题,在多语言和多文化社群中,以前属于多数派的群体并不会被排除出去,但是必须放弃他们曾经的统治地位,以便大家更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编辑:戚宛珺 金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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